药品从研发到上市要历经临床前的毒理和药理研究，以及临床研究的I期、II期、III期试验等多个阶段。其中，临床研究是保证药品安全有效的重要步骤。

然而，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一些事件，不仅暴露了临床研究试验数据缺失问题，也使得国内的临床研究质量和信誉遭到质疑。

在“第一届临床研究质量（过程控制）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政府监管机构、药企和医院等方面的业内人士，曾对上述问题展开热议。

“如果数据的真实性和质量无法保证，审评无异于是在做无用功，这会给患者带来灾难性后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张培培表示。

对于如何加强临床试验质量控制，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增加透明度，诉诸社会力量，引入第三方稽查机构或可助解当前的难题。

“失真”的试验数据

规范严谨、数据可靠的临床试验，是药品上市前的一道安全屏障。

“所有的药物能够上市都是通过临床试验做出来的，这是药品开发的必经之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位人士说。

但事实上，临床研究质量却存在诸多问题。

药物信息协会（DIA）中国区顾问委员会主席徐宁指出，从他掌握的质控数据来看，重要文件不完整、缺失和错误是最常见的问题，其中包括临床试验原始数据的缺失和错误等问题。此外，研究人员的培训记录、交接过程、药品管理、伦理审批等都存在问题。

去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披露，由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联合研发的新药阿哌沙班，有人“更改了原始记录，掩盖了违反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据”。

事实上，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并无临床试验的概念。试行版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在1999年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才得以建立。2003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对该规范进行了修订。

质控缺失的背后

“是执行环节被打了折扣。”针对存在问题，一位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确实存在药品审评中心人员编制少、审评项目多的问题。据了解，美国FDA的人员有数千人之多，而我国药监局评审中心仅有上百人，数十个专家，涉及数据审核的数据部人员更是屈指可数。即使在新药审批申请大幅下降的2012年，他们仍需要面对将近7000个新药申请。

“美国FDA的药品评审是漏斗型，宽进严出，对新药上市的把控非常严格，而我国的药品评审是桶状，能进的基本都能出。”这位人士表示，由于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中推理得来的多，因而造成部分失真。

而在临床试验的具体操作层面，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副会长卓永清曾透露，在一些临床试验机构，某些学科领域大腕，把临床试验的项目接下来，基本都会让下面的年轻医生来管，然后一两个星期团队碰一次头。但有时候医生太忙，碰头会开得不是特别频繁，试验的质量就可能会有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单渊东发现，很多临床医生等研究者会将大量的临床试验工作交给CRO（新药研发服务机构）来做。对于这一现象，他直言：“研究者和临床医生究竟做什么？搞不好就是提供一个场所，提供一个牌子，成为一个空壳。所以我有一些担心。临床研究者对一个项目付出了多少，知道多少，方案有没有认真看过，有没有深入地参与讨论？”

亟须增加透明度

对于上述乱象，业内人士纷纷呼吁增加药品临床研究的透明度。

2013年9月，为加强药物临床试验监督管理，推进药物临床试验信息公开透明，保护受试者的权益与安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第28号公告，要求开展药物临床试验信息的登记与公示工作。

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记录将与药品技术审评和监督检查工作关联，公众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查询在我国开展的药物临床试验公示信息，了解并促进药物临床试验规范化，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此外，张培培表示，目前药监部门的人数和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临床试验稽查的要求，因此诉诸社会力量，引入第三方稽查机构也成了国家正在考量的解决方案。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副会长郭云沛解释道，临床研究的第三方稽查公司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第三方稽查”相当于建筑工程中的“监理”角色。

据了解，第三方稽查公司会对临床研究方案进行把控，帮助其获取真实全面的临床试验数据，同时评估和管理新药投资风险。“监理”会从临床试验的基层，即受试者和医生层面就开始介入，通过对基层数据记录和报表进行现场核实和分析，找出问题、分析问题，撰写稽查报告，在投资方和研究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药监局批准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有8400多个，其中约4000个新药需要临床试验稽查，平均每个新药稽查费用大概是40万元，那么这4000个新药就需要16亿元。

由此，在业内人士看来，我国临床研究质量的加强或将催生“第三方稽查”的巨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