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内被媒体称为“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被警方正式逮捕，其罪名正是“代购假药”。

陆勇代购的“假药”，在印度是经过批准的合法“真药”，只是未取得我国相关部门的批准进口许可而已。药品作为特殊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有着严格的监管要求。2001年12月开始实施的《药品管理法》中，“假药”的情形认定有一条十分简便易行的定义：未经批准生产、进口销售的药品，均为“假药”。如此绝对化的定义，让一些专家大为不满。

有法学教授认为，在一些国家得到许可的药品，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我国药监部门的批准文号，就被认定为假药，这其实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按照教授的逻辑，凡是其他国家批准的事情，中国必须批准，否则就涉嫌“违法行政”。试问一个没有独立审批权，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的国家还称得上“国家”吗?

更有经济学家发问：“药品真假与否，销售是否有罪，不是看药品本身，而是看有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这样一来，你就弄不明白这法律到底是意在保护受害者，还是要不惜制造受害者以保护政府部门的审批权?”经济学家谈论法律事务时，情感多于理性是常有的，缺乏常识更不鲜见。法律和依法行政的本性就是形式化，法律意义上的“假药”从来不问药效如何，而看是否经过合法程序。对无证行医者法律不应该等出了人命案子，再作处置，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吧?

国家规制药品，根本上因为药品事关国民健康，不要说真药假药必须经过审批，就是得到认可的真药能否让患者服用，许多时候还有一道“处方权”的门槛，不可能仅仅为了“对患者有利”的一个理由，从审批到处方就一路绿灯。当然，印度仿制药能够救命，而代购却要被判刑，让国人的道义心难以承受，但如果因此将确保医学安全的法律规定弃之如敝履，这个代价就实在太大了。

而且，中国热销印度仿制药只是为了价格便宜，这又是因为印度对国外专利药品未作严格保护，仿制药品呈泛滥之势，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数十倍之多。即便如此，迫于国际压力，印度也于2005年颁布专利法，首次允许对药品授予专利权，但仅限于1995年后发现的药物，算留了个尾巴。

所以，打击代购假药不仅涉及医药，还涉及知识产权，如果允许进口违反知识产权的仿制药，那不如中国直接生产仿制药经济效益更好，明摆着赚钱的生意自己不做，却让印度厂家发财，这算什么道理?事情很简单，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从学习和仿制向创造和发明过渡的阶段，中国经济要上台阶，发展模式要转型，不保护知识产权是不可能了：没有高昂的专利费，哪个厂家愿意费心费力费钱还是这巨大风险发明新药?仿制新药不付专利费，当然有利可图，但人人都仿制却没人发明，哪里还会有新药?仿制别人的新药乐在其中，被别人仿制时又乐在何处?从中国发展大局来看，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势在必行。

说到这里很明显，无论中国仿制，还是代购印度仿制药，都不是中国医药发展的方向，数百位白血病患者签署的呼吁书所说的，“我们想问一问，法律到底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来保护弱者的生存权的呢?为此我们呼吁相关司法部门为了我们白血病人能多活几天，不要惩罚我们这种自救的行为并请给予陆勇免于刑事处罚”，其情可悯，但思路还是偏了。患者生命固然可贵，但国家不能采取无视法律，只顾眼前的办法，否则就是甘居三流甚至不入流国家之列。

其实，合乎法律也合乎知识产权保护的办法有的是，比如，以中国市场之大，完全可以由国家出面，同新药专利拥有者谈判，免去或降低专利费，国际上多的是成功案例。在谈判达成之前，对确有疗效且为中国患者急需的新药，减免关税和增值税，并纳入医保范围。这些措施只要求政府少收入些，就可以明显降低患者的用药支出，却不会违背法律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准则，远比让“仿制药代购”合法化既简单易行还立竿见影。患者、公众、专家如果都能往这个方向上要求政府“开恩”，岂不更符合时代潮流?“病急乱投医”虽然情有可原，但投错了还是会要命的，不可不察。(顾骏)